中国的古牌坊具有表彰、纪念、导向或标志作用，是中国古代先民们智慧的结晶，是建筑艺术与人文精神构筑起的一首首“凝固的音乐”。

　　常州原来也有百座牌坊，常州城区以坊命名的街巷有双桂坊、青云坊、早科坊、世科坊、椿桂坊等。其中双桂坊是常州第一坊，又堪称常州第一街，它已有千年历史，它是常州千年读书地的源头。它在宋代就是与乡同级的行政区划之一，双桂坊及其周边地区是常州经济文化中心，是常州美食文化和茶文化的发源地。双桂坊还是民族团结一条街。这里人文荟萃、群星闪烁，堪称中华名街。本文所讲的双桂坊还包含了它的周边地区。

　　据清光绪《武进阳湖志余》载，双桂坊原称“来贤坊”。宋太祖乾德5年（967年），寓居此处的宋维、宋绛两兄弟同时考中进士。邑令宋蟾为此建牌坊，上书“来贤”两字，以示庆祝。无独有偶，89年后的1056年宋仁宗嘉祐元年，居住此街的丁宗臣、丁宝臣两兄弟又同捷甲科。于是此街更名为“双桂坊”。中国古代把考中进士称为“蟾宫折桂”，“双桂”是寓意吉祥的地名。

　　双桂坊不愧为常州第一街。它东至打索巷，西至南大街，虽仅长300多米，却古迹众多，人文底蕴十分深厚。这里原有常州人的始祖季札的专祠——嘉贤祠，又称季子祠，原人民公园内的群艺馆即是殿宇故址。笔者幼时曾在季子祠精巧的石栏旁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殿前有许多历朝的石碑竖在草丛中。正觉寺是常州一处重要地名。据康熙《常州府志》载，正觉寺建于唐开元年间，初名开元寺，唐朝大夫李遵舍宅为寺。寺内旧有铜模唐明皇像。这座庭院式的寺院曾引起日本友人的兴趣。常州人素有正月初八要烧“八寺一庙”香的习俗，笔者在1959年曾随房东大娘参加过这一活动。正觉寺西还有一座陈公祠，是明嘉靖年间为纪念明初因平定越南内乱而阵亡的兵部尚书陈洽而建。陈洽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总纂陈济的弟弟。伊斯兰教元末传入中国，洪武年间常州府推官杨敛川建真教寺，即今天的清真寺。双桂坊历史上一直有回民居住，六百年来，回、汉民族共同生活在一条街上，和睦相处，堪称民族团结一条街。与季子祠相连的还有延陵书院。

　　双桂坊中段就是与杭州岳飞庙同等规格的“忠义祠”。为纪念宋末抗元斗争中的阵亡将士，明正德年间皇帝诏准常州建“忠义祠”，将文天祥祀于“苏常之祠”，“与岳飞庙同”。正殿供奉着姚  、陈火召、王安节等15位常州抗元英雄的牌位，最中间的牌位写着“宋右丞相少保信国公谥忠烈文公”的字样。宋末的那场常州保卫战之惨烈，全国为之震惊。元兵对常州进行了野蛮的屠城，相传常州仅有7人因躲在桥下得以幸免，全城仅有古村18间房屋未被焚毁，故又称“十八家古村”。常州人永远不能忘却这段历史。忠义祠的牌坊石柱和部分石碑现已移至崇法寺大殿的东首。崇法寺又名钟楼寺，相传为隋司徒陈果仁后圃，建于南唐，已有1100年了。寺后的碑文记载，寺东南旧有钟楼，钟楼与常州的“文运攸关，吾常士大夫相继掇巍，科登显宦，斯楼不无所助”。有趣的是，寺东首还有一座老郎庙，里面供奉的是“梨园祖师”唐明皇，是明清和民国时期常州的艺人们必来朝拜之地（唐明皇即玄宗皇帝，他精通音乐，常在皇宫的梨园与演员们一起奏乐并演出，后来国人把演员称为“梨园弟子”，玄宗排行老三，故又称三郎，后世艺人们建庙尊他为祖师，故称老郎庙）。

　　位于双桂坊59号的孙慎行、孙星衍是“祖孙双桂”，且都是历史文化名人，2006年市政府已将“两孙”故居修复。孙慎行是明万历23年（1595年）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孙星衍是他的6世孙，中乾隆年进士第二名（榜眼）。孙慎行是常州名贤唐顺之（荆川先生）的外孙，是《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的后裔，他是明朝贤臣和重要政治家、经学家、书法家，官礼部尚书，崇祯时曾被推入内阁为相，但不幸病逝。他经历了明末四朝，明末政治昏暗，宫廷发生了“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宦官魏忠贤操纵朝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孙慎行立朝正色，每言人所不敢言，行人所不敢行，他生性鲠介，为官正直，是当时士大夫公认的领袖（《明史·孙慎行传》有1600多字）。孙星衍被时人称为“天下奇才”，是清朝著名的经学家和图书目录学家。

　　青云坊是常州坊字地名中仅次于双桂坊的重要地名。据乾隆年《常州赋》载，青云坊原有小烈帝庙，祀隋朝陈司徒，并有“阴兵助阵”，郡人作云车吊司徒”之说，故名。青云坊旧称德寿坊，别名青云里。陈果仁是常州一位处于人神之间的人物，他是常州唯一一位被历朝皇帝不断加封升级，并列入国家正祀的重要人物，《旧唐书》、《新唐书》都有记载。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始建陈果仁庙的大殿，唐乾符四年（877年）被封为忠烈公，江南各地都建有纪念他的烈帝庙（又称忠佑庙），原青果巷中段的二十二中就是江南数省烈帝庙的祖庙。常州民俗庙会中的云车之戏，俗称“掮轮车”的活动就是纪念他。青云坊21弄8号的“一善堂庵”，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一处幽静的庵堂，古朴端庄，建筑有特色。上世纪初，青云坊中段刘氏老宅“静远堂”走出了一代宗师刘海粟，他是我国新美术运动的开拓者，现代艺术教育的奠基人，他在1912年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座美术学校，1915年首倡人体模特儿写生，开辟中国美术教育的新纪元。

　　马园巷是与双桂坊相连的常州一处重要地名，它星罗棋布，巷中有巷，四通八达，宛如一座迷宫，奥妙无穷，令人留恋忘返。马园巷是常州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群之一，这里幽静整洁，多石库门第，多诗礼簪缨之族和钟鸣鼎食之家。据《常州府志》有关真武庙的记载，宋代这里原是教场，为驻兵演习之所，宋末常州遭元兵屠城后这里成为兵营养马处。明清两代均沿称为马园，马园周围之巷又区分为大、中、小、后四巷。位于中马园巷口的“中二区救火会”，是庄蕴宽先生所题。1928年常州成立了第一个救火会，连同它对面的三层楼老邮局，代表了一个时期常州的风貌，曾是常州的标志性建筑。大马园巷18号的盛宣怀故居是1867年由盛宣怀的父亲盛康和堂兄盛宇怀合资建造的宅第，十多年前因造长安大厦已大部被拆。盛宣怀为二十世纪中国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主持着清朝三分之一的实业，他穿着一品朝服，被李鸿章称为是能“办大事，做大官”的人。为实现“大清国”的富国强兵之梦，他创办了当时亚洲最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有人形象地说他是“一手拿着官印，一手拨着算盘”。我们要庆幸，因着盛宣怀的缘故，马园巷这一地名得以保留。马园巷的费氏也是常州望族，庭院深深，书法家费念慈和金石鉴赏家费久大就居于此。费念慈是1889年进士，是天宁寺“大雄宝殿”四字的书写者，他与文廷式、江表号称翰林院三大学者。马园巷多古井，尤其是使用了数百年的“牛婆井”，那深深的井绳印痕实在令人震憾和感叹。马园巷的太初庵与明末的一个冤案有关。明天启年间礼部郎中郑振先，号太初，在此舍宅建庵。他的儿子郑鄤与明朝画家文征明的曾孙状元文震孟为同榜进士。郑氏父子一身正气，屡次上疏控告魏忠贤揽权，崇祯年间又被诬为“逼父杖母”而被崇祯帝处磔刑，他与袁崇焕一样被剐了3600刀。

　　双桂坊周边是常州的文化娱乐中心。许多剧院、电影院散布其间，常州剧院、和平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红星剧院、常州书场曾给二十世纪的常州人带来过无穷欢乐。双桂坊正觉寺弄口的茶馆是常州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是下里巴人和长衫帮都爱光顾之地，那里的老虎灶总是开水滚滚，茶客只要花一角钱就可饮茶（上世纪六十年代前还是这样），茶馆里常有说书、评弹和锡剧、越剧清唱，那吴侬软语和甜糯乡音不啻是天籁。

　　双桂坊还是常州美食文化的源流地，常州许多名菜和风味小吃在这里诞生。双桂坊总是以它博大的胸怀笑纳天下人，是常州人、海内外游客最爱光顾之地，可以说没有到过双桂坊就像没有到过常州一样。那久负盛名的兴隆园菜馆、清真长兴楼菜馆、马复兴面馆、光明酒酿店、美味斋糕团店、公余酒家、清真双桂麻糕店和茶食糖果店以及银丝面馆，还有南大街弋桥头的三鲜馄饨店、义隆素斋馆、桃李春菜馆以及东大街的百年老店绿杨饭店和德泰恒组成了常州的美食文化圈。兴隆园菜馆始建于1915年，名菜糟扣肉为常州名菜之一；长兴楼菜馆创建于光绪年间，是常州唯一的伊斯兰菜馆，所产烤鸭列入常州名菜，看家菜有五香牛肉，冰冻糟鸭；义隆素斋馆的素火腿是常州名菜；马福兴面馆始建于1937年，由马三保师傅开设，其糖醋小排列入常州名菜，菜肉馄饨在常州也家喻户晓；绿杨饭店始建于1905年，是常州唯一具有淮扬风味特色的菜馆，由扬州大师傅俞小和开设，其琥珀莲子是常州名菜；德泰恒菜馆创建于1910年，其红烧青鱼块和加蟹小笼馒头在常州久负盛名。

　　屠岸：原名蒋璧厚。文学翻译家，诗人。江苏常州人。译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惠特曼《鼓声》等，著有《萱荫阁抄》、《屠岸十四行诗》。
 
 
　　第一次给屠岸先生打电话，我还在常州。原本以为这样一位诗坛名家，而且已经步入耄耋之年，十有八九会婉拒我的采访请求。可当我说自己是常州晚报的记者时，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虽然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了，但我对常州还是很有感情的，我想通过各种方式和家乡人民多多交流。”

　　约定了采访时间之后，屠岸先生让我带上几份常州晚报给他。他说自己还是不习惯通过网络浏览信息，平日里能够了解常州的渠道太少。

　　屠岸：归心日夜忆常州

　　谦虚的屠岸，自称“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

　　采访屠岸先生，是一个雨天。春天的北京，很少有连绵的雨水，可这一次偏偏被我给碰上了。好在先生的家不太难找，在我身上没有完全被淋湿之前，他为我打开了门。

　　有人说，屠岸先生的名字是和诗歌，和惠特曼、莎士比亚、济慈等诗人的那些闪光的诗篇紧密相连的。坐在面前的这位温厚儒雅的老人，就是我仰慕已久的著名诗人屠岸，更难得的是能够面对面地倾心交谈。

　　出于对诗的热爱，屠岸在他的名片上印上了“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的“头衔”，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完全表达他对诗歌的感情吧。从老人那慈祥而优雅的笑容里，我看到了他不泯的诗心与暖暖的爱心。“‘诗人’是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称谓，我一直认为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真正的诗人，应该是屈原、莎翁、拜伦、济慈这样的人。”

　　长年和英国的大诗人神交、翻译他们诗作的屠岸，朗诵起他们的诗，都带着浓厚的伦敦腔，优雅、深沉，让我这种即使英语不太灵光的人，都开始心醉于这些旷世名作。
　

　　出身于文笔塔下的书香门第，屠岸的一家都是名人

　　“一别家园四十秋，归心日夜忆常州。几回梦泳塘河水，难涤乡思万斛愁。”在诗《乡思》中，屠岸寄托了自己魂牵梦萦的乡情。他坦言，随着年岁的增大，他的思乡之情也愈来愈浓了。

　　文笔古塔在常州人心目中是笔魂化身，常州依赖文笔塔而增辉。1923年屠岸出生在江苏常州文笔塔下的一个书香门第。他母亲的家族在常州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大舅公屠寄是大学者，编著了史书《蒙兀儿史记》；大舅屠元博也是一代名士，著名的常州中学创办人，曾在北京担任过中华民国国会议员，后在一场经济斗争中，被日本人毒死。屠岸自豪地介绍说：“大舅公屠寄，字敬山，是辛亥革命常州元老之一，也是近代史学家，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拥护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响应武昌起义，曾跟随孙中山。大舅公还是辛亥革命后武进县的首任民政长，后任国史馆总纂。”由于家学渊源，屠岸的母亲屠时（字逸俊）是常州的才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尤其是在诗词丹青方面，造诣颇深。至今他仍精心保存着母亲当年绘制的国画，时时观摩，以寄托对母亲的思念。
　

　　屠岸家的老宅，就是现在觅小操场的一部分，1994年回母校时，他还发现了属于他家的几块“山子石”

　　屠岸原名蒋璧厚，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名。至于这名字的意思，屠岸说：“大概是希望我成为一块很好的玉吧。至于用‘屠岸’作为笔名，我是学鲁迅，用母亲的姓。‘岸’字有对当时反动政府傲岸的意思，我很喜欢。”

　　“我读小学一年级是进的‘女西校’（也收男生）。到二年级，母亲把我转到塘河畔的冠英小学（觅渡桥小学前身），从此我就在这所小学里读到毕业。”屠岸说，学校里有位叫余宗英的女老师是位“自己的亲父母所不可代替的人生领航人”，常常为他和同学们讲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的故事，在他的心田种下了爱国主义的苗子。

　　屠岸的家就在冠英小学旁，与瞿家祠堂是隔壁。“如今，瞿家祠堂已改为瞿秋白纪念馆。瞿秋白与我父亲是同学，从父亲口中我曾听过一些有关瞿秋白的事迹。我的父亲曾公费留学过日本，学的是建筑工程，回国后当过工程师，也受聘过中学校长、大学教授。父亲给我的影响是做一个正直、爱国的人。”

　　关于在常州的老宅，屠岸的脑海里至今还留有深刻的印象。“我们家附近就是城隍庙，现在叫中山纪念堂了吧，家门口就是一条河，当时叫庙沿河，也叫塘河。可惜，日本人侵华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基本上被烧光了。”屠岸回忆，老宅的具体位置，应该就是现在觅渡桥小学操场的一部分，门牌号是庙西巷36号。1994年，他回到家乡的时候，还特地跑到觅小去看了看。这一次，他不仅重游了母校，还在觅小的操场上，发现了几块熟悉的石头。“那几块是用来堆砌假山的‘山子石’，我可以肯定这是当年我们老宅里留下来的。因为小的时候每天都在假山边玩，它们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在母亲的引导下，小时候吟诵的诗文成了屠岸终生的财富

　　屠岸在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就教他古文，读《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后来又教他《唐诗三百首》、《唐诗评注读本》。“我对诗的爱好，就从这时开始养成。她先是详解文章的内容，然后自己朗诵几遍，叫我跟着她诵读。她规定我读30遍，我就不能只读29遍。母亲教我用家乡常州的口音吟诵古诗。这个吟诵调是我母亲从我的大舅公那里学到的。从此，我读古典诗词必吟，不吟便不能读。如果环境不宜出声，就在心中默吟。平时母亲一面干活一面吟诗。有好些古诗名篇我能背诵，是听母亲吟诵而听熟了的。”屠岸说，他愿意按照母亲教的调子完成诵读若干遍的任务。“我好像是在唱山歌，对文章的内容则‘不求甚解’，只是觉得能够从朗诵中得到乐趣。”但长大后“反刍”这些诗文，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其中的含义，成为终生的精神财富。在母亲的教诲下，屠岸从小掌握了古诗词的遣词造句方法和平仄格律，这为他以后从事旧体诗和新诗创作以及十四行诗的翻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直到今天，有时候屠岸心中默吟起那些诗篇，脑子里就浮现出母亲的形象。薄暮、窗帘前，出现了母亲的“剪影”；或者黄昏、灯下，展现了正在做针线的母亲的侧面———宛若清晰地听到从她口中流出的一句句唐诗……

　　即使到了北京，屠岸每有新作，都要先寄给母亲品评

　　小时候，屠岸非常喜欢画风景画。在觅渡桥小学读书时，他的风景画曾被送入武进县学生画展展出，受到奖励。“我的画都是通过水彩或水墨对英国风景画家透纳的风格进行模仿，虽然我当时对透纳的风景画的精髓是什么并不了解。”透纳始终是屠岸作画时心仪的大师。如今屠岸到外地旅游时，也不忘随身带上画笔和速写簿，“我不是职业画家，我的画只在家人和朋友间传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乡如画的风景、动听的歌谣，潜移默化地刻印到屠岸年幼时的脑子里。他学会了用眼睛默默地去看，用耳朵仔细地听，他所留心的一切，后来都化作了充满意象的诗句，让人揣摩和品味。

　　在母亲的吟诵感召下，屠岸渐渐开始偷偷地作起诗来。他说：“那是一种极为艰苦而又有乐趣的劳作或游戏。要把胸中激发出来的思想或情绪用诗句表达出来，要把一个一个字连缀成句，要照顾到平仄、韵脚、句式、对仗等等，这对于我当时作为一个孩子来说是很难的。但是我苦中作乐，乐而不倦。母亲没有责备我‘不务正业’，相反还拿起笔来认真地作了批改，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直到解放后，屠岸被调到北京后每有新作，都要寄到后来定居在苏州的母亲那里，去向她汇报，向她请教，这成了母子之间思想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 殷朝辉

又是一个周末，还是以复习CFA为主，星期天在培训班做了一套题，上午发现没有带计算器，只能回家拿，这一来一回倒是耽搁了四十多分钟。说实话，就是少花一个小时，九爷也不见得就做不完卷子，关键是这心理上受到的打击比较大，所以上午的做的不怎么样，下午九爷是憋足了劲，只花了一个半小时就把卷子做完了。再过三个礼拜就要考试了，这三个礼拜里头还是要努力努力再努力，争取all As才好呢。

想来想去，九爷还算聪明，也很努力，为人也算谦和敦厚，可是为什么却没有伯乐呢？说实话，如果一份工作越做越不开心，那不见得是件好事，或者说，实在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最让我吃惊的是，一个领导很信任，能力还是蛮强蛮聪明的同志竟然让我有机会就离开现在的公司，可以说，是提供给我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现在的公司吧。

既然是述怀么，述的是什么怀呢？主要还是王元化先生居然去世了，他的去世，却显得那样的无声无息，好像我都没看到网上有什么新闻。南方周末上倒是有一些悼念王先生的文章，其中有一句，是让我寻思再三的，那就是“宽容比自由更重要”。据说，这是胡适先生晚年常写的条幅，王先生也是赞叹不已。确实，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晚年理解到了这一点，而王元化，从青年时代就参加共产党的王元化，身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王元化，在经历了建国后的种种运动后，也理解了这一点。宽容，才是自由主义的灵魂。我好像明白了这一点，但是，身体力行，总是最难的事情，九爷要加油。

说到宽容，在水木上看到有人转南方都市报上一群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此次地震的一些寄语，被水木上的一些大牛批为夹了太多的私货。当然，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否真正领悟了自由主义是什么，是否懂得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尚待商榷。但水木上的大牛们，也秉持了一贯的斗争哲学，也是丝毫没有宽容之意的。

在悼念的文章中，另一句让我感兴趣的是：“胡风如果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周扬和胡风，其中的恩恩怨怨不用我在这里赘述，胡风作为一个斗争中的失败者，得到了普遍的同情。但是，如果胡风成了周扬呢？我相信这样的描述，他会比周扬更周扬，也许是个性使然，也许，是时代注定。

还有，无论是上几期里面的林昭，还是这一期里的王元化，似乎都有基督教的背景。但是，我坚决反对简单认为他们的自由、民主、独立的思想是基督教这一因素导致的，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我更愿意认为，自由、民主、独立，喔，还有宽容，是一切人类，各个宗教所共同追求的一种东西罢了。

嗯，谈完了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还是谈谈我亲爱的朋友们吧。

当我在朝阳门地铁A口看到甜甜同学的时候，我只是微笑，笑着看那个穿得花花绿绿的甜甜从地铁口走出来，身边带着如花似玉的老婆--黎小锦同学。甜甜也微笑，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又带到了二十四中教学楼西侧四楼的男厕所，那个时候，嗯，还是在厕所里见到的几率更大一些吧；又一下子把我的思绪带到了省常中，雪地赛车仿佛就在昨天，在教室里对我和毛毛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仿佛就在昨天；还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当年放假在避风塘、在天语雅阁打牌的日子，我和甜甜还是打过很多次牌的。以至于昨天晚上，毛毛问甜甜是不是会打牌，还嚷嚷着抢着和小锦同学打对家时，我不禁哑然失笑，我和甜甜倒是老搭档了。喔，还有，当年甜甜和我在大一大二时的通信，虽然现在那些信已经都不在了，但是我闭上眼睛，还是能想起甜甜的笔迹，写得不怎么地，却在一封信里头还说：“你的字写得我看不懂，看了好久才看懂啊。”还有，在某年的明信片上还写，“我身体的一部分想念你身体的一部分”，以至于很长时间，我们的通信中都会出现这一句。还有，在一封信里说他和卜景回常州，过长江大桥堵车。还有，在一封信里说，他一边在上综述课程一边在给我写信。还有，非典的时候，甜甜和我，整天在free上，还有在一个7号楼的BBS上（我已经没有印象是几号楼的bbs了，还是昨天甜甜告诉我的）灌水，甜甜的id是for。嗯，还有，非典后甜甜来北京时，我们划过的那两回船，一次北海，一次后海，在北海，甜甜还跳上岸去了。黎小锦同学很好，甜甜找到黎小锦同学非常好，我觉得很般配，就是要小锦同学这样的性格才能配甜甜这样的性格，很好，很好，非常好。

还有毛毛同学，还是那么瘦，吃得倒是一点都不少，我们是在常州饭店吃的晚饭，凉菜有葱油蚕豆、水晶肴肉、常州素火腿、手剥笋和糖醋小排骨，热菜有咸肉豆腐河蚌汤、狮子头、面筋塞肉、清蒸白鱼、芦蒿炒香干、河虾，点心有常州小麻糕、常州小笼馒头，嗯，吃得还可以。毛毛的食量不小，就是不胖，真的挺好。毛毛短时间之内似乎也不会改行不干医生，这个事情也很好。

昨天狠狠心拆开了甜甜和小锦同学从瑞典带回来的礼物，一套非常漂亮的餐具，最关键的是，还是千山万水带回来的，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嗯，电脑里正在放着蔡琴的《那些事，那些人》：

推开记忆的门

我在心里看见了看见了

远去的人

是他和他

曾陪我走过

生命里淡淡的早晨

推开记忆的门

尘封往事一幕幕一幕幕

似幻似真

有悲有喜

有爱有恨

酸酸甜甜消磨了青春

感谢那些事

感谢那些人

感谢那一段段奇妙的缘分

啊!人生 原来就是

和那些事那些人

相遇的过程

 嗯，甜甜和毛毛，都是好小孩，曾陪我走过，生命里淡淡的早晨。

来源: 南方周末 作者:傅国涌

对自由、政治与生活，林昭都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看法，她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两天后，公安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她无罪。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后，面对林昭的牺牲，世人不仅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在整个民族几乎都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独立思考，在狱中没有纸和笔的情况下，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写下了大量血书。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

超越时代的思索

    笔者有幸，读到了林昭在1963年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达14万言的信（现保存于林昭亲友手中，未刊稿）。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国命运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无所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话语，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了那个时代。
    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她的同伴黄政回忆，1962年林昭在谈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提出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是她的罪名之一；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等设想。这些今天有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空谷足音。
    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对思维：“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照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对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说：“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从右派到“反革命”

    林昭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她也有过轻信、迷狂和个人崇拜，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直到1957年之后，她才开始反省，开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
    1957年5月北大鸣放时，她并无右派言论，只是在张元勋等人遭到围攻时，挺身而出，说了几句公道话。她也参加了学生刊物《红楼》开除张元勋的签名。但终未能幸免于右派的命运。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
    1958年7月，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她开导说，自己一开始也是吃不下、睡不着，还自杀，现在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大饥荒忧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星火》，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试图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终于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
    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开始。

“我是个人”

    自从1960年入狱，林昭就对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在这封长信中写道：“我很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对于自己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做好了心理准备。1966年，她对前来探监的张元勋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1968年，当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咯血，最后一次被送进监狱医院时，对她怀有同情的医生悄悄说：“唉，你又何苦呢？”她则轻声答以“宁为玉碎”。
    她热爱生，但她只能作为一个人活着。她有个说法，祖先已从猴子变成人，“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
    她不愿意任人摆布而苟全，也就是不愿意变成人家手里的一张牌。她曾对审讯者说过在狱中做的怪梦：“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的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牌！黑桃皇后？！你就是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我是个人”，这是她的底线，不容突破，不可妥协。她在忍无可忍、多少镣铐加身的情况下，对狱警发出的最严厉的责问也只是：“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她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等都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东西，但她同时说：“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青春时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是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是或用以检验、反省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
    这段自白是理解林昭最后的道路和抉择的一把钥匙。她从来无意于做政治家，也做不了那种政治家。她被秘密枪杀前，曾几次在狱中自杀未遂，其中一次是1964年2月5日，因不堪凌辱，吞药皂求死，急救过来，狱方责怪她：“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儿政治家风度？”她回答：“可惜林昭不是政客”，“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无奈闯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或者干脆地说：作个专门玩儿利害的冷酷的政客，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更毫无培养前途！”

“我怎么能认错”

    她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的不认错，多位同学都提到，“反右以后，她死不认错，她是北大惟一不认错的”。入狱之后，“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母亲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她回答：“我怎么能认错！我没有错！”
    她在信中自述：“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遇到外来的侵犯镇压之类，首先想到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么！”“不怕你们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渣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的种子！”狱中人们都说她“有那么股子劲儿”，她自称这不过是“一股子书生气”，也就是她自己说的“感性”，这是她全部的力量源泉之一，本也是人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

“有理都是林昭的”

    1962年，林昭在保外就医期间为什么要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她在狱中为什么要一而再地给上海市长、给《人民日报》写信？不是因为她幻想会有什么结果，她解释说：“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负责！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将来编起文集来，从‘思想日记’到‘我们是无罪的！’，再到‘我呼吁，我控诉！’，这其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望可知，而且这年轻人完全占着个‘理’字！……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都是林昭的。这个年轻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则气壮！三人抬不过‘理’字儿！有理且能打得太公，况其余乎！”
    她对审讯者说：“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一切皆可引相对论，惟是与非断断不能二一添作五。”“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的余地”。所以她只能选择向死而生。她骄傲地宣称自己作为反抗者所持的态度“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

回归人性

    在 1957年以后的11年中，她之所以一步步地能在观念上攀得更高，走得更远，甚至把同时代其他人都甩在后面，关键还是因为她人性中最真实、最柔软、最美好的一面从来没有被磨灭，反而在严酷的现实中被激活、被唤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决定了不能苟且、不能屈从。加上她天性中就有的对自由的追求和她认死理的气质，这些合在一起，决定了她的命运。
    她几次说：“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牺牲，归根结底，可以说都根源于她的人性。
    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她的宁为玉碎，她这样选择不是因为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为她太珍视生活、太珍爱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她说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践踏的公义必须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部分。”
    她憎恶与人的生活相对立的一切，她在送给一位同学的照片背面题了8个字：“什么是美？生活本身。”她理解的生活不是一个空洞的不着边际的名词，而是有着美好而充实的内容，在她的同学、友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并且会享受生活的人，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人，她爱喝酒，爱吃，在狱中她给母亲的信中还能一口气开出几十种不同吃法的食物来，她喜欢跳舞，会随便采摘野花戴在头上，她会自己动手裁剪衣服……她对生活一直保持着美好的感觉。

幼承庭训

    从林昭的家世、成长历程来看，她深受母亲许宪民的影响，而她母亲又深受她大舅许金元——一位在“四一二”事变中被杀的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她妹妹说她身上有“家传的政治基因”。她多次讲到自己幼承庭训，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从来不怕担负自己应负之责。她在读中学时就参加了左倾的“大众读书会”和“大地图书馆”，类似中共的外围组织，读过马列的书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手抄本。1948年暑假，她甚至做过三天地下党员，只是因为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失去了组织关系，为此懊悔多年。她满怀希望地迎来1949年，一心上进，为此不去上大学，不惜跳窗从家里出逃，还曾无中生有地揭发过母亲。
    她的父亲彭国彦，受过英国教育、“沾上了威斯敏斯特的民主气息”，在国民党时代有过从政经历，一直清廉耿直、洁身自好。多年以来，父亲在林昭心目中只是一个“反动官僚”，直到她成为右派，回到家中后，才与父亲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对父亲产生了愧疚、亲情和敬仰。林昭第一次入狱后，她父亲选择了自杀。1962年，同学羊华荣见到保释中的她，发现她头上戴了朵小白花，问她为谁戴孝，她说是父亲。“我说：过去你不愿提你的父亲，现在怎么成了孝女，她只是笑笑。”父女之间的这些交流在她身上开始生根。她第二次入狱，到精神病院做鉴定，她对院长粟宗华说：“我父亲曾对我讲，利用青年人的纯真热情搞政治是最残酷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她读过《扬州十日记》，深刻地觉察到民族的悲剧“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续”，“几名清兵就可以赶着一大群中国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了地方喝令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着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帖耳得没有一个敢动！唉！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啊！！！是故当读着辛亥革命先驱者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按：此为林昭自称）不知多少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篇幅！”她由衷地景仰这些杀身成仁的先行者，并自觉地接续他们的精神脉络，这是她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但仅有这种资源，她只能走向以暴易暴的反抗之路。

为了迷途重归的良心

    林昭早年就读的苏州景海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可以说，是基督教给了她内心的光亮和力量，使她流自己的血，却不想以血还血，而只是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守护她深爱的一切。即使对于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没有产生你死我活的念头。
    1949年，她从景海女中毕业后，脱离了教会。1951年参加土改工作队时，她曾以“中央的通知”名义警告牧师，凡进行土改的地区应停止一般宗教活动。打成右派后，她开始逐渐回归，右派同学羊华荣跟她议论无神论和宗教等话题，“有次谈到基督教时，她说：你不要贬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
    她曾讲过林肯救一头陷入泥沼的猪的故事，有人称赞林肯，有人说林肯做得不值，而林肯只是回答：“我不是为那口猪，我为我自己的良心！”她称自己所做的一切，也只是为了“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
    1958年到1959年，她在人民大学资料室监督劳动时，每个星期天，她几乎都要带朋友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教堂做礼拜，并给毫无宗教知识的甘粹讲圣经故事。甘粹认为：“她从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的，不公平的。为了这个不公平，她出来替他们说话。”
    她在狱中一度和基督徒俞以勒同室，成为好友。这大概是她在狱中最开心的时光。她自称是“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追思被刺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时，她说；“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活跃在基督的爱里。”
    她自知有肺病，但不愿治疗，她说：“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我的教会——我的神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愿意甚至希望从自己中学时代的导师、带领我受洗进教的美国传道士那里得到对于肺病的药物治疗的。”“既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那么，无论病躯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施赐与我这样一份光荣！”很显然，她把自己当作一个殉道者，在信仰中获得升华。

北大传统

    我们同时不能忽略她的另一个思想资源，那就是北大传统对她的影响。1954年，她以江苏省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深受古典文学教授游国恩的赏识，建议她改为文学专业。因为她的文学才华，她成为北大校刊、《北大诗刊》和《红楼》杂志的编辑、编委，在北大度过了愉快的三年。她曾写过一诗《沿着五四的道路》：“北大的老钟，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飙般的激情奏鸣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蔡元培、李大钊这些北大先驱在她心目中有着沉甸甸的分量。她在成为右派、自杀获救后，愤怒地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天理何在？”她在1962年暂时出狱期间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信，无非也是要重申北大传统。
    在1957年的风暴来临前，她在北大的《红楼》杂志第三期发表过一篇《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祭》，其中引用了李大钊早年的几段话：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身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这些话曾引起她深深的共鸣。这些思想资源也化入了林昭年轻的血液之中。后面这一段，她成为右派后还曾抄在日记里，从她最后的抉择来看，她走的无疑也正是这样一条自我解放之路。思想自由，正是北大最珍贵、最重要的传统之一。林昭无疑也是属于这个精神谱系的，她是这个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1957年春天，在纪念李大钊殉难30周年时，林昭曾写下这段话：
    鲁迅先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但如果没有第一个，也便没有后来的，也仍然没有路。而那第一个遵着遥远的火光，走进没有路的地方去，直到倒下去，还以自己的鲜血为后来者划出了道路的人，将永远、永远为我们所崇敬。只要这条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后来者，便再也不会忘记他的姓名！
    整整40年后，我们同样可以用这番话来纪念她。

（责任编辑 刘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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